Sigmund Freud问诊室的沙发，维也纳，1938
幻想与性欲的起源
Fantasy and the Origins of Sexuality
作者：尚·拉普朗虚（Jean Laplanche，1924-2012），J.-B.彭塔力斯（J.-B. Pontalis，1924-2013）
译者：陈荣钢
引用：Laplanche, J, and Pontalis, J B. "Fantasy and the Origins of Sexu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49.1 (1968): 1-18.
从一开始，精神分析就关心“幻想”（fantasy）的材料。在Anna O.的最初案例中，Josef Breuer陷入了病人内心想象的世界，他进入她的“私人剧场”，以通过语言化（verbalisation）和情感表达实现精神宣泄（catharsis）。他写道：“我经常晚上去看她。”“一旦我知道我应该发现她处于催眠状态时，我就会把她从上次到访后积累下来的想象性产物中解脱出来。”
【译注】Anna O.是Josef Breuer（1842-1925）的著名病人，Breuer曾于19世纪80年代期间与Freud共事。Anna O.本名Bertha Pappenheim，曾作为案例出现在Freud的著作《歇斯底里症研究》中，有视障、幻觉、偏瘫和言语障碍。Breur主要帮Anna O.治疗“歇斯底里症”。在1880年到1882年的治疗过程中，Breuer发现谈论她的经历有助于缓解她的症状。Anna O.的案例对后来的谈话治疗贡献颇丰。Anna O.的案例是《歇斯底里症研究》成书的基础，也影响后来《梦的解析》的理论建构。Freud得出结论，Anna O.的歇斯底里症源于童年被性虐待的经历。但是Breuer不同意Freud的结论，并因此与Freud产生裂痕。Breuer反对在理论和实践中陷入性的解释。Breuer也使用催眠疗法治疗Anna O.。Anna O.最终从病痛中恢复过来，上图为1954年德国颁发的一张印有她头像的邮票。
值得注意的是，与Freud不同，Breuer在研究Anna O.的案例时不关心这些白日梦背后的经验（experience）元素。引起创伤（trauma）的事件被认为是想象的元素，是一种导致创伤的幻觉（hallucination）。幻想与意识的分离（dissociation of consciousness）之间存在循环关系，这导致一种无意识核（unconscious nucleus）的形成。当幻想从特殊的催眠状态中产生时，幻想就会变成创伤；同理，幻想引发的恐慌（panic）有助于通过“自我催眠”（autohypnosis）的过程创造这种基本状态。Breuer借助想象的世界进行治疗，他试图减少想象世界的致病力，并且不以外在因素作为参考。某些当代精神分析学家也在这么做，尤其是Melanie Klein的追随者。首先，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产生的言语或行为材料背后的想象被明确化、语言化。这些想象包括乳房或阴茎的心力内投（introjection）或投射（projection）、闯入（intrusions）、与好的或坏的对象的冲突或妥协等等。【译注】心力内投（introjection）是Freud提出的精神分析学术语，是一种与投射（projection）相对的自我防御机制。比如A对B有攻击的愿望，但因为超我（super-ego）不允许A这么做，A就会转向自残。如果治疗最终让病人更好地适应现实，我们就说治疗成功了，这种成功不来自任何纠错措施，而是来自幻想出现时对它们的“整合”（integration）。最终，好对象（不亚于坏对象）的心力投射允许本能在平衡中融合，这种平衡以性冲动（libido）之于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的优势为基础。【译注】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是Freud提出的精神分析学术语，指一种与生俱来的、想要摧毁秩序的、回到“前生命状态”的冲动。“幻想”的德语是Thantasie，是用来表达“想象力”（imagination）的术语，这个想象“力”与其说是“想象的能力”（Einbildungskraft），不如说是想象的世界及其内容，亦不如说是诗人和神经症患者心甘情愿进入的“想像出来的东西”（imaginings）或“幻想出来的东西”（fantasies）。
在病人描述的场景或分析师向病人描述的场景中，幻想的元素是明确无误的（unmistakable）。因为这种明确无误，所以会从“它不是什么”的角度来定义幻想的世界，也就是说会从现实世界的角度来定义幻想的世界。这种幻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对立比精神分析早好几个世纪，但很可能限制住了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
精神分析学家们在理论本身上表现得相当糟糕，他们常常把幻想建立在非常初级的知识理论上。诸如Melanie Klein这样的精神分析学家，用没有任何治疗意图的技术，比其他人更小心地区分白日梦的情境想象和他们所谓的“无意识幻想”（unconscious phantasies）的结构性功能和永久性——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一区别。但最终，这些精神分析学家坚持认为“无意识幻想”是“错误的感知”（false perceptions）。
我们必须给“好”对象和“坏”对象打上引号，即便病人的整个病程都在这个框架下发生。我们会在Freud的概念中发现一种明显的模糊性，因为Freud思想的每个新阶段都有新东西。如果我们从他的学说中最被接受的表述开始，幻想的世界似乎完全位于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对立领域内，位于通过幻觉获得满足的内心世界和通过感知媒介逐渐宣称现实原则至上的外部世界之间。因此，无意识似乎继承了病人原来的世界，这个世界完全受制于快乐原则。幻想世界与自然保护区没有什么不同，设立自然保护区的目的是保护国家的原始自然状态。Freud说：随着现实原则的引入，有一种思想活动被分割开来。这种思想活动不受现实检验的影响，只受制于快乐原则。这种活动就是幻想。
无意识过程最奇怪的特点在于，它们完全无视现实的检验。它们把思想的现实等同于外部的实际情况，把愿望（wishes）等同于它们的实现（fulfilment）。无意识中“现实标准”（standards of reality）的缺失可能会导致它被贬低为一种较低的存在（a lesser being），一种较少区分的状态（a less differentiated state）。人们能够感觉到精神分析实践中任何概念背景的不充分。回顾一下有多少技术建立在现实和想象的对立之上，并且设想将快乐原则整合到现实原则中去，这并不是纯粹形式上的需要，神经症患者被认为只是部分地实现了这一过程。毫无疑问，任何精神分析师都会发现，援引治疗之外的“现实”是不正确的，因为材料必须在分析师和病人的关系中发展，即移情（transference）。但是，除非我们很谨慎，否则对移情的任何解释都会让“你待我如我......”潜在地意味着“你很清楚，我并不是你认为的那样”。幸运的是，我们被这门技术拯救。我们实际上不会触及这层潜在含义。从更根本上讲，分析法则应该被理解为希腊语中的εποχπ，是对所有现实判断的绝对中止。这把我们放在与无意识相同的层面上，无意识不知道这样的判断。一名病人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被收养的孩子。他讲述了一些幻想。在这些幻想中，他在寻找亲生母亲，他看到她变成了妓女。在这里我们认识到“家庭的浪漫”（family romance）的平庸主题，该主题同样可能由一个没有被收养的孩子创作。在我们的“现象学还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再做任何区分，而应该把病人带来的收养证明文件阐释为“现实之防御”（defence by reality）。Freud发现自己被某一层面的工作困扰，不得不为治疗过程中中止现实判断的做法进行辩护，但Freud的表现并没有那么好。起初，Freud觉得自己有责任向病人展示“台面下的东西”。但是，他就像病人自己一样被夹在真实与想象之间。Freud的风险是双重的。要么，当病人被告知产生的材料皆为想象的时候，病人就会对分析失去一切兴趣；要么，Freud鼓励病人把幻想当作现实，但这就会给自己招来指责。
Wassily Kandinski, Composition VII, 1913.Freud在这里求诸“心理现实”（psychical reality）的概念，这是一个分析者无法立即进入的新维度。但Freud的这个术语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往往不过是我们思想的现实，我们个人世界的现实，这种现实至少与物质世界的现实一样有效，而且在神经症现象的情况下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样说的意思在于，我们把心理现象的现实与“物质现实”（material reality）、思想的现实与“外部实际”（external actuality）进行对比。我们在处理想象的东西，处理主观的东西，但这个主观的东西是我们的对象（object）——心理学的对象与物质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样有效。甚至，“心理现实”这个术语本身也表明，Freud认为他只能通过参照“物质现实”来赋予心理逻辑现象以“对象”的“尊严”，因为他声称“它们也拥有某种现实”。 在没有任何新范畴的情况下，现实判断的中止使我们再次进入纯粹主观的“现实”中。然而，Freud的话还没说完。在《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的最后，Freud引入了“心理现实”的概念，总结了他的论点，即“梦”不是一种幻想，而是一个有待破译的文本。Freud没有像心理学领域一样把梦定义为构成主观的全部，而是把梦定义为这个领域中的一个异质的核（a heterogeneous nucleus），一个抵抗性的元素（a resistant element），只有它才是真正的真实，并与大多数心理现象形成对比：我们是否应该把现实归因于无意识的愿望？我说不好。诚然，必须否认任何过渡的或中间的思想。如果我们将无意识的愿望简化为它们最基本和最真实的形态，我们一定会得出结论，心理现实无疑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不能与物质现实相混淆。因此，有三种现象（或“现实的现象”）——物质现实，中间思想或心理领域的现实，以及无意识愿望的现实及其“最真实的形态”（幻想）。Freud屡屡找到又失去了“心理现实”的概念，这并非由于概念的不足。正如在幻想的中心领域所显示的那样，困难和模糊性在于其关系的本质（与现实和想象的关系）。如果歇斯底里症患者将他们的症状追溯到虚构的创伤，那么出现的新事实恰恰是他们在幻想中创造的场景，而这种心理现实需要与实际现实一起被考虑。1895年到1899年对精神分析意义重大，不仅因为这个领域发生了不确定的斗争，而且还因为精神分析的历史书写方式过于简单。例如，在Kris对《精神分析的起源》（Origins of Psychoanalysis）的介绍中，Freud观点的演变似乎非常清楚。Freud自己的自我分析使他放弃了成人诱惑理论（seduction theory）。在那之前，诱惑的场景对他来说代表了心理创伤的典型形式，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事件，而是一种幻想，它本身只是婴儿性活动的自发表现的产物，也是一个面具。【译注】简言之，诱惑理论是Freud于19世纪90年代初发展出来的一套解释歇斯底里症和神经症的理论。Freud最初认为，他的患者或多或少都涉及孩提时代性虐待、骚扰、性交的故事。他认为这些压抑的记忆是病人出现歇斯底里等症状的来源。后来Freud放弃了这套理论，并认为这些压抑的记忆实际上是虚构的幻想。放弃诱惑理论，转向幻想理论，是Freud理论沿革的重要标记。因此，在《精神分析运动史》（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中，Freud从他的经验中追溯了他的理论发展：这些幻想是为了掩盖童年最初几年的自体性欲的（autoerotic）活动，渲染（embellish）它并将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时，儿童的性欲生活从幻想的背后都暴露出来了。
Man Ray, Cadeau, 1921
在这些话中，Freud承认了自己把“内部”的东西归为“外部”的错误。性欲诱惑理论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它阐述了一种解释神经症病因的模式，却没有对成人诱惑儿童的频率进行纯粹的临床观察，甚至没有提出一个简单的假设。也就是说，这种理论解释不了成人诱惑儿童占不同类型创伤中的比例。Freud关心的是在理论上证明他所发现的性行为、创伤和防御之间的联系，表明性行为的本质是创伤作用，反过来说，除非发生了性欲诱惑，否则我们最终不能把创伤说成是神经症的起源。随着这篇论文地位的确立（1895年至1897年），防御性冲突在歇斯底里症的产生中的作用，以及一般意义上的防御，得到了充分的承认，尽管创伤的病因学功能并没有因此减少。防御和创伤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诱惑理论通过说明只有性的创伤才有能力激活“病态防御”（pathological defence，压抑），以试图公正地对待临床上确立的事实，即压抑特别涉及的性行为。我们应该思考Freud提出的模式。创伤的行动可以分解为不同的时间序列，并且总是意味着至少有两个事件的存在。在第一个场景中，称为“诱惑场景”（seduction scene），儿童受到来自成人的性接近（“尝试”或简单的推进），但没有在自己身上引起任何性兴奋。如果将这样的场景描述为创伤，那么就相当于放弃了创伤的躯体模型，因为儿童既没有外部刺激的影响，也没有防御系统的溢出。如果这个场景可以被描述为性/性欲的，那也只是基于外部行动者即成人的角度。但是，儿童既没有兴奋的躯体必要条件，也没有使之能够整合这一事件的表征。尽管从客观上讲它是性/性欲的，但对主体来说没有性/性欲的内涵——它是“前性欲的”（presexually sexual）。
Paul Delvaux, The Visit, 1939
第二个场景发生在青春期之后，可以说，它的创伤甚至比第一个场景更小。第二个场景是非暴力的，而且显然没有特别的意义，它唯一的力量在于能够唤起第一个事件——通过联想的方式，追溯性地唤起第一个事件。然后，正是对第一个场景的回忆引发了性兴奋的激增，使自我（ego）处于反向状态，并解除（disarm）它，无法使用通常向外的防御措施，从而退回到病态的防御之中，或“身后的主要过程”（posthumous primary process）之中，记忆（recollection）被压抑。我们在这些乍一看可能只具有历史意义的概念上驻足，因为它们似乎预设了一个清白的（innocent）、没有性行为的孩童，但这与后来不可否认的发现相互矛盾。我们在这些概念上停留，并不只是为了勾勒出一个发现的各个阶段。这个Freud的解释模式在思考人类性行为的意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事实上，它引入了两个主要命题。
一方面，在第一阶段，性行为从外面强行闯入“清白的”童年世界，在那里，它作为一种简单的事件被囊括，没有引起任何防御反应。也就是说，它本身不是一个致病事件。另一方面，在第二阶段，青春期的压力刺激了性欲的生理逻辑觉醒，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而这种不愉快的起源被追溯到对第一个事件的回忆。也就是说，一个外部事件已经成为一个内在事件，一个内在的“异物”（foreign body），现在这个“异物”从主体内部爆发出来了。这是一种意外的解决创伤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经常引出一个问题——到底是外部刺激的涌入造成了创伤？还是说反过来，也就是说，内部刺激才是驱动力，由于缺乏出口，它在主体中形成了一种“无助状态”（state of helplessness）。然而，根据诱惑理论，我们可以说，整个创伤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说来自外部，是因为性行为从“他者”到达了主体；说来自内部，是因为它来自这种内部化的外部性，这种“歇斯底里症的回忆”让我们看到了后来被命名为“幻想”的东西。这是一种颇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但当每个术语的含义发生偏离时，它就容易崩溃——“外部”指向事件，“内部”指向“内生的”和“生物的”。让我们更积极地看待诱惑理论，并试图挽救其更深层的意义。这是Freud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尝试在压抑和性欲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关系。Freud发现，这种关系的主要动力不在于任何“内容”（content），而在于人类性行为的时间特征（temporal characteristics），后者使性兴奋过多或过少、事件发生过早或过晚的问题变得尤其重要：“在这里，我们有一种可能性，即记忆随后产生的释放（release）比相应的经验本身产生的释放更有力。”因此，我们将创伤重新划分为两个阶段，因为心理创伤只能被设想为产生于已经存在的东西，即对第一个场景的回忆。但是，我们如何能够设想这种“已经存在”的构成，以及这第一个场景，即“前性欲的”场景如何能够获得对主体的意义？从一个倾向于将时间维度（temporal dimensions）还原为时间顺序（chronology）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进行无限的还原。在这种还原中，每个场景都通过唤起先前的场景而获得性/性欲的品质。没有先前的场景，它对主体就没有意义。毋庸置疑，在童年的“清白世界”的学说中，性行为是由不正当的成年人引入的，这纯粹是一种幻觉（illusion），一种神话（myth）。这种观点的矛盾之处暴露了本质。我们必须把儿童设想为在时间之外，是个“老实人”，同时又是一个已经被赋予了性欲的人（至少春心萌动），随时准备被唤醒。我们必须接受从外部闯入内部的想法，而这个内部在闯入之前也许并不存在。我们必须把仅仅从外部接受意义所隐含的被动性与甚至为了承认这种经验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活动相协调，并把清白和冷淡与被认为会引起的厌恶相协调。总而言之，我们有一个“前主体”（pre-subject）。在实现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区分之前，他从外部接受他的存在，接受他性欲的存在。40年后，Ferenczi开始研究诱惑理论，并赋予它类似的重要性。他的提法无疑没有Freud的那么严格，但优点是用两个基本成分来填充这种神话。在“事实”的背后，通过“事实”之中介，有一种新的语言，即情欲（passion）的语言，它被成人引入了婴儿期（infantile）的温柔“语言”（language）。另一方面，这种情欲的语言是欲望的语言，是一种内疚和仇恨的语言，包括与性高潮快感（orgastic pleasure）相联系的毁灭感。具有暴力特征的原始场景的幻想显示了儿童对成人情欲的心力内投。像1895年的Freud一样，Ferenczi为这种闯入指定了一个时间地点，并预设了儿童在被诱惑之前的真实性质。另一方面，人们希望通过神话的概念来一劳永逸地结束讨论。通过引入成人的欲望、幻想和“语言”，诱惑将成为性欲起源的神话。神话与时间因素（事件）的关系是存在的，而且嵌入神话本身。但我们不能就此罢休。这个神话（或幻想）对主体的闯入不能不发生在有机体上，这个小小的人类，在某个时间点上，凭借其生物进化的某些特征。而我们，已经可以区分什么是过多或过少，太早（出生）和太晚（青春期）。
Leonora Carrington, Self Portrait, 1938
1897年，Freud放弃了他的诱惑理论。9月21日，他写信给Fliess：“我马上向你倾诉过去几个月里在我身上慢慢显现出来的巨大秘密。我不再相信我的神经症了。”他列举了一些论据。有些证据是事实性的。另一些证据则是逻辑性的。我们必须把父亲的变态行为概括为甚至超越歇斯底里症的情况，因为当歇斯底里症出现时，就需要其他因素的干预。Freud提到了两个解决方案，要么把童年的幻想看作成人重建的回溯性效果（retroactive effect）。这个概念相当于Freud拒绝的Jung学派的“回溯性幻想”（retrospective fantasies/Zuruckphantasieren）的概念。要么，第一种方案陷入僵局，第二种方案就成为可能，而Freud承认他一直“压抑”着这种可能性。这也是因为Freud在一时茫然的情况下，没有成功地在诱惑理论中分离出超出现实时间顺序的积极因素。
如果事件（event）逃避了我们，那么替代因素——构成（constitution）就恢复了。既然现实是缺席的，并且被证明只是虚构的，那么我们必须在其他地方寻找这种虚构所基于的现实。Freud自己对理论演化的陈述被精神分析史学家采纳，在事实面前，放弃诱惑理论意味着对婴儿期性欲（infantile sexuality）的确证。但这些史学家把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简单化了。对于当代的精神分析学家来说，也就是对于Kris和我们来说，婴儿期性欲与俄狄浦斯情结密不可分。实际上，就在“放弃”诱惑理论的那一刻，我们发现Freud给Fliess的回信中对应的占主导地位的三个主题——婴儿期性欲、幻想和俄狄浦斯情结。当精神分析史学家根据Freud自己的进化版本告诉我们，在事实面前放弃诱惑理论为发现婴儿性行为扫清了障碍，他们把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简单化了。对于当代的精神分析学家来说，对于克里斯和我们来说，婴儿期的性欲与俄狄浦斯情结密不可分。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们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发现，由于真正的创伤和诱惑场景已被有效地扫除，它们并没有被俄狄浦斯情结取代，而是被自发的、内生的婴儿期性欲取代。性冲动的阶段在自然和规律的进化中相互接续，固著（fixation）被认为是对发育的抑制（inhibition），是遗传的退行（regression）。性冲动的阶段构成了《性学三论》（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中的至少一种观点。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必须注意到第二篇关于“婴儿期性欲”的文章既没有讨论俄狄浦斯情结，也没有讨论幻想。与《性学三论》同时问世的一篇文章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在这篇文章中，Freud能够在一字不谈俄狄浦斯情结的情况下讨论他的“关于性在神经症病因学中的作用的观点”。儿童的性发育在这里被定义为内生性的，并由性体质决定：从经验中产生的意外影响因此退行到背景中，体质和遗传的因素必然再次占上风。但我的观点和其他地方盛行的观点之间有所区别。在我的理论中，“性体质”取代了“一般的神经症倾向”。
然而，也正是在1897年，当Freud放弃诱惑理论并在他的自我分析中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时，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不过，我们应该强调，尽管Freud立即认识到了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性，但在二十年的时间里，该理论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在《性学三论》和《梦的解析》中，俄狄浦斯情结都被刻意地分开讨论。
我们认为，1897年发现的俄狄浦斯情结既不是放弃诱惑理论的原因，也没有明确指出是诱惑理论的替代品。似乎更有可能的是，和诱惑理论一样，俄狄浦斯情结几乎遭受了被生物现实主义（biological realism）取代的相同命运。Freud本人在很久之后才认识到诱惑理论中所有正向和负面的东西：“在这里，我第一次偶然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以及：我开始明白，歇斯底里症来自于幻想，而不是来自于真实的事件。直到后来，我才能够在这个被父亲诱惑的幻想中认识到典型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表现。
当时（1897年），Freud一方面摒弃了诱惑理论中所包含的观点，即把人类性欲引入主体的“异物”；另一方面，他发现性欲在青春期之前就开始活跃了。不过，在一段时间内，他无法将俄狄浦斯情结与婴儿期性欲联系起来。如果后者存在的话——正如临床观察所证明的那样，它也只能被设想为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现实，幻想只不过是这种现实的次要表现。主体描述他被一个年长者诱惑的场景，实际上这里有一种双重扭曲（double disguise）。其一，纯粹的幻想被转化为真实的记忆；其二，自发的性活动被转化为被动的性活动。人们不再有理由将Freud严格定义的“心理现实”归于幻想，因为现实现在完全归于内生的性欲，而且幻想只被认为是这种性行为的纯粹想象的发散物。
随着诱惑理论的摒弃，一些东西被丢失了。在两种“场景”的结合和时间的相互作用之下，存在着一个“前主体结构”（pre-subjective structure），它超越了严格的发生和内部的想象。
Freud曾一度强调主体—客体/对象、构成—事件、内部—外部、想象—现实这些“对立统一体”中的前者——“主体”、“构成”、“内部”和“想象”。这表明了一个悖论，也就是说，在“幻想”（精神分析的基本对象）被发现的那一刻，幻想正面临被“性欲”（内生现实）掩盖的风险，而性欲本身应该与规范的、抑制的“外部现实”相冲突，因为外部现实扭曲了性欲。在想象之产物的意义上，我们确实拥有“幻想”，但我们也失去了幻想的结构。相反，有了诱惑理论，我们至少也有了对结构的直觉（诱惑普遍存在，它超越了事件，可以说它的主角）。然而，阐述幻想的能力即使不是未知的，至少也是被低估了。如果把1897年前后Freud的思想演变描述为——从症状的历史基础到最终生物学理论的建立，再到因果顺序、性欲构成的幻想症状——那么这将是一种非常局限的观点。Freud从未将理论完全变成他自己的，直到他不得不以系统的方式提出他的病因学观点。如果我们打算（我们并不打算）对他的思想发展进行一步步说明，我们应该在这个中心时期至少区分出另外两股潮流。一股潮流来自于对幻想的全新理解，这种理解始于1896年。幻想，无论是像白日梦一样从一开始就以虚构的方式出现，还是像如镜像记忆一样有待于证明它是一种与表象相反的构造，都被这种观点认定为需要分析的材料，以及分析的结果，也就是说，幻想还是一种最终产物，是藏在症状背后需要揭示的潜在内容。症状已成为幻想的舞台，在广场恐惧症（agoraphobia）的症状下可能会发现卖淫和街头行走的幻想。Freud现在开始探索这些幻想的领域，编制一份清单，并描述它们最典型的形式。现在，幻想既是明显的数据，又是潜在的内容。在明与暗的十字路口，幻想在恰当的时候获得了精神分析具体对象的一致性。自此之后，除了首当其冲地分析幻想的过程和结构，精神分析还继续把幻想作为“心理现实”来对待，同时探索幻想的变体。在1897年至1906年期间，出现了所有探索无意识机制的伟大著作（也就是说，探索幻想的变体）。这些伟大著作包括《梦的解析》（1900a）、《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笑话与无意识的关系》（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等。但是，这里有第三种趋势。Freud的研究和精神分析治疗的发展在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退行的趋势，那就是症状的起源和人格的神经性组织的基础。如果幻想被证明是一个自主的、一致的、可探索的领域，那么它就没有触及它自己的起源问题，不仅在结构方面，而且在内容和它最具体的细节方面都没有触及。在这个意义上，一切都没有改变——寻找时间顺序，向后追溯到最初的真实、可验证的元素，这些仍然是Freud实践的指导原则。1899年，Freud在写作中谈到一个病人：“在他所有的幻想之下，我们发现了他婴儿期（22个月之前）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符合所有的要求，所有留存的谜题都流入其中。”我们看到，Freud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抱着必胜的信念，必要时还会求助于第三人，以验证他研究的准确性。Freud将这些来自最早的婴儿期的真实场景定义为“原初场景”（primal scene/Urszenen）。后来，正如我们所知，这个词将被保留给儿童对父母交媾的观察。Freud的《孩童期神经症案例的病史》（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包含了对致病梦境和它所依据的原初场景之间关系的讨论。在阅读“治疗结束后不久的 1914/15 年冬天”撰写的临床报告初稿时，人们被一种强烈的信念所震撼，这种信念促使Freud像鹰眼侦探一样，把幻想的场景确认到最小的细节。如果这种担忧在放弃诱惑理论这么长时间后仍然明显，那么这无疑证明Freud从未完全屈服于将这些场景接受为纯粹想象之物。虽然这个问题在诱惑场景中被抛弃了，但二十年后，在观察父母交媾的案例中（《孩童期神经症案例的病史》），这个问题又以同样的方式出现了。婴儿期性欲的发现并没有使Freud心目中诱惑理论的基本模式失效。同样的“延迟效应”（deferred action/Nachtreiglichkeie）不断被重提。我们再次遇到两个事件（这里是场景和梦境），在时间序列中被分开，第一个事件仍未被理解，而且它被排除在主体之外，并在以后对第二个场景的阐述中被采纳。
【译注】《孩童期神经症案例的病史》讲的是“狼人”（The Wolf Man）Sergei Pankejeff的梦，这个梦也许是精神分析的历史上最著名的梦。Pankejeff是圣彼得堡的贵族，也是Freud的知名病人，他在四岁生日之际做了这个噩梦。梦中，窗户突然开了。往窗外看去，Pankejeff看到六七只白狼坐在卧室外的树上，它们的眼睛盯着他。整个梦是静止的，狼在树上一动不动地坐着，从左到右排开。Pankejeff被它们的目光吓坏了，尖叫着醒来。他为Freud画了一幅梦的素描，并在晚年创作了几幅关于梦的画作（上图），其中两幅在伦敦Freud博物馆展出。Freud阐释道，“狼人”的噩梦源于他婴儿时期目睹了父母性交的场景，而且父母使用了后背体位的性交姿势。他看到了父母的生殖器，发现母亲的生殖器像一个“伤口”，这成为日后“阉割恐惧”的一个理由。20世纪，许多精神分析学家都质疑过Freud的阐释，比如1926年Otto Rank质疑Freud诊疗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而20世纪中期的Hervey Cleckley直接认为Freud的诊断非常牵强，完全是臆测的结果。70年代，一位名叫Karin Obholzer的记者找到了Pankejeff本人，他本人也认为Freud的诊断很牵强，因为在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里，自己都睡在保姆的卧室，而不是和父母住在一起。并且他不认为Freud“治愈”了他。这个梦非常著名，Gilles Deleuze和Félix Guattari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里也谈论了这个梦，并质疑了Freud的阐释（参见书中“一匹狼还是几匹狼？”）。整个过程发展于婴儿期的头几年，这一事实对理论模型没有任何重要影响。众所周知，Freud在发表手稿之前的1917 年补充了两次长时间的讨论，这表明他对Jung学派的“回溯性幻想”理论感到不安。他承认，由于这个场景在分析中是重建的高潮，它确实可能是由主体自己构建的，但他仍然坚持认为，感知至少提供了一些迹象。不过更特别的是，就在Freud似乎失去了从现实基础上获得支持的希望的时候，他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原初幻想”（primal/original fantasy/Urphantasien）。对理论基础的需求现在已经经历了真正的嬗变。既然已经证明不可能确定原始场景是主体真正经历过的东西，还是虚构的东西，我们最后必须在超越个人经验和想象的东西中找到一个基础。对我们来说，也只有在一个延迟的日期（deferred data/nachtraglich），Freud思想的这个新方向的全部意义才会变得明显。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同样是对终极真理的追求，同样的模式被再次使用，同样令人失望——似乎Freud什么都没学会，“场景”在视野中消失了。但同时，多亏了我们描述的第二股潮流，人们才发现无意识是一个结构性领域，它可以被重建，因为它根据某些规律处理、分解和重组其元素。这将使对起源的探寻有了一个新的层面。在“原初幻想”的概念中，有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Freud的欲望的延续，即达到事件的“基石”（bedrock），以及需要通过事件以外的东西来建立幻想本身的结构。如果“基石”因折射（refraction）或还原（reduction）而消失，那么就必须再往更之前的地方看。原初幻想构成了“所有神经症患者的无意识幻想，可能也是所有人类的无意识幻想”。 这些词本身就表明，表征它们的不仅是频率的经验事实，甚至也不是一般性。如果“在每个场景都创造相同内容的相同幻想”，如果在个别寓言的多样性之下我们可以恢复一些“典型”的幻想，那是因为历史生活主体不是主要推动者，而是能够作为组织者运作的先行者。 Freud只看到了这种先行性的一种可能解释，那就是“系统发生”（phylogenesis）：在我看来，所有在分析中作为幻想告诉我们的事情都曾经在人类家庭的原初时期真实地发生过。在这种情况下，事实的现实将成为心理的现实。儿童在他们的幻想中只是用“前历史的”（prehistoric）真理来填补个人真理中的空白。
因此，在幻想的阐述之下再次假设了一个现实，但这个现实，正如Freud所坚持的那样，对于完全依赖它的主体来说，具有自主和结构性的地位。他对这一点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探讨，因为他承认在模式（schema）和个人经验（individual experiences）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可能性，这将导致心理冲突。我们很容易接受这样的“现实”，它根据自身的规律激发起想象力，成为Levi-Strauss和Lacan分别在民族学和精神分析领域定义的“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Freud在《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中把这些场景追溯到人类的史前，他把这些场景归于“原初人”（primaeval man/Urmensch），归于“原初父亲”（primal father/Urvater）。Freud援引它们，与其说是为了提供一种他在个人历史中所逃避的现实，不如说是为了给无法包含其自身组织原则的“想象”分配限制。在“系统发生”的伪科学面具下，或者在对“遗传性记忆痕迹”（inherited memory-traces）的追索下，我们不得不承认，Freud发现有必要假设一个由标志物组成的组织，它先于事件的效果和标志物的整体。在这个神话般的物种史前史中，我们看到需要创造一个主体无法进入的“前结构”。但是，Freud实际上陷入了他自己概念的陷阱。在这种错误的综合中，在人类的过去被保存在遗传性的传播模式中，Freud徒劳地试图克服“事件”和“结构”之间的对立。然而，我们不应该急于用结构性的（structural）解释来取代系统性的（phylogenic）解释。原初幻想首先是幻想，它超越了主体的历史，但它还在历史中。它还是一种带有想象力元素的语言和象征序列，还是一种被情境元素激活的结构。因此，它具有某些特征，使它难以被一个纯粹的超验模式所同化，即使它提供了经验的可能性。
Paul Delvaux, Salute, 1938
Freud在《妄想症分析》（A Case of Paranoia）的文本中第一次提及原初幻想，在这方面没有留下什么疑问。在该文本中，Freud描述了一个女病人的案例，她宣称当她和她的情人躺在一起时被人监视和拍照。她声称听到一种“噪音”，即照相机的咔嚓声。在这种谵妄（delirium）的背后，Freud看到了原初的场景。这种声音是父母唤醒孩子的声音，也是孩子害怕发出的声音，以免背叛她的听觉。很难评估这种“噪音”在这名女病人幻想中的作用。Freud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一种挑衅（provocation），一个偶然的原因，其作用仅仅是激活“典型的偷听幻想，这是父母情结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Freud立即纠正自己说：“我们是否可以正确地把噪音称为‘偶然’，这一点值得怀疑。恰恰相反，这种幻想是听觉幻想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事实上，病人声称的“声音”在实际中再现了原初场景的迹象，这个元素是所有幻想的后续阐述的起点。换句话说，幻想的起源被整合在原初幻想的结构中。在关于幻想主题的理论草稿中，Freud以一种可能使他的读者感到好奇的方式，强调了听觉感知的作用。在不太重视这些零散文本的情况下，Freud似乎更多地在思考妄想症的幻想——我们必须考虑为什么听觉被赋予了如此优越的地位。我们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与感官有关。当听感发生之时，它也打破了无差别知觉领域的连续性，同时也是一个符号（sign，在夜间等待和听到的噪音），它使主体处于必须对某些东西作出反应的位置上。在这种程度上，能指（signifier）的原型在于听觉领域。第二个原因在于，听觉也与父母、祖父母和祖先的历史或传说有关。家庭的声音或说法、这种口头或秘密的话语，在主体到来之前就在进行，它必须在其中找到自己的道路。只要它能回溯性地唤起话语（噪音）或任何其他有意义的离散感官元素，就能获得这种价值。
原初幻想的内容和主题（原初场景、阉割、诱惑）表明了这种回溯性假设。像神话一样，原初幻想的内容和主题声称代表着儿童面临的主要谜团和解决方案。在主体看来需要解释或理论的东西都被戏剧化为出现的时刻，是历史的开始。
当Freud在《性学三论》中谈到自体情欲（auto-erotism）的时候，他无意否认主体—对象关系的存在。相反他表明，只有在失去了对象之后，这种驱动力才会成为自体情欲。如果说自体情欲是无对象的（objectless），那绝不是因为它可能在任何对象关系之前出现，也不是因为在它到来时，没有对象会留在寻找满足的过程中，而只是因为认识对象的自然方法被一分为二了——性欲与非性欲的功能分离了（比如哺乳）。
Salvador Dalí, Metamorphosis of Narcissus, 1937因此，自体情欲的“起源”时刻也是性欲脱离任何自然对象，进入幻想领域并通过这一事实成为性欲的时刻。但人们同样可以陈述相反的命题，即幻想的闯入导致了性欲和需要的分离。从这个意义上说，幻想的原型不是吸吮的行为，而是经历吸吮动作的享受，即抛弃外物的那一刻。自恋的理想状态是“亲吻自己的嘴唇”。在这里，在这种明显以自我为中心的享受中，在这种不再针对任何人的话语中，就像在最深刻的幻想中一样，主体和对象之间的所有区别都已消失。Freud不断坚持母亲（或其他人）的诱惑作用，当她清洗、穿衣或爱抚她的孩子时，如果我们还注意到，自然的性敏感带（erogenous zones，口腔、肛门、泌尿生殖器、皮肤）不仅是那些最吸引母亲注意力的区域，而且身体上某些被选中的部位可以维持局部的快感，并成为母性欲望（maternal desire）和幻想的交汇点，从而成为原初幻想的一种形式。通过将幻想的起源定位在自体情欲中，我们已经表明了幻想和欲望之间的联系。然而，幻想不是欲望的对象，而是欲望的背景（setting）。在幻想中，主体并不追求对象或其符号。因此，主体虽然一直存在于幻想中，但可能是以一种非主体化的形式（a desubjectivised form）存在。另一方面，如果欲望不纯粹是驱动力的激增，而是被阐述到幻想中，那么后者就成为最原始的防御反应的有利场所。这些防御甚至与幻想的主要功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欲望的背景，只要欲望本身起源于禁止，冲突可能是一种原始冲突（original conflict）。因此，精神分析学家仅仅依靠他的科学资源和神话的支持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成为一个哲学家。